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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萧相治下,移风易俗为第一要务。羌胡之种,亦得过汉节。其实看看枹罕县就知道了,凤林关下之吐蕃民户,昨日开始,便有人登高饮酒,今日依然,明日怕是还要与汉民同醉。菊花何辜,遭此大殃。”
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李太白曾有诗云:“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唐人好游玩,仅重阳节当天还不能尽兴。因此往往从九月初八起就开始过节,白居易曾做《九月八日酬皇甫十见赠》诗,李白亦有《九月十日即事》。十号,在国朝亦称小重阳。如果某年有闰九月,那还会过两次重阳节,尽兴玩乐。
唐人,对休闲的爱好简直是深入骨髓的,春社时不分尊卑的狂欢,重阳时连过三天节日的喜庆,可见一斑。
其实这也和国朝前期相对富庶有关。国土辽阔,物产丰富,却只有五千万人,即便贫富分布不均,但总体而言比起其他朝代,生活还是要好不少的。这人一富足,自然就会享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秋之时,吾在狄道。乡中有富户秦氏,自言本会州吐蕃昑屈氏遗种,后降顺灵武郡王。麦收之后,于庄中置酒,邀吾等旅人,共赏玉兔银蟾。”
“昑屈氏已烟消云散,此等遗种,为免他人谋夺家财,不做唐人还做甚?”
众人闻言又笑,纷纷举杯痛饮。
众人都是读书人,自然知史。对安史之乱后,河陇二十余州次第失陷痛憾非常。灵武郡王举大兵,破吐蕃,复旧土,非常对这些士人的胃口。
赵光逢曾经说过,邵树德收复河陇失地,而关东诸侯还在互相攻杀,天下英雄闻之,定耻为之效力。这话如今看来,有些过了,是他鼓动邵树德西征的话术,不过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武人没吸引几个,但对文人的吸引力却不小。
从收复河渭五州并置镇开始,西游的士人是一波又一波。有人来了又走,有人留下来做官、讲学,总之还是有效果的。
河州多大山,且去那些石壁上看一看,题诗留名的不在少数。
还有些“狠人”,花钱请人刻石留诗,其中不乏吹捧邵树德的“马屁诗”。邵大帅若去转转,应该会很开心。
在这个民族衰弱、晦暗的年代,人们总需要一些英雄,邵树德恰到好处地挠到了文人们的痒处,因此多了一些自愿为其吹捧、宣传的“粉丝”,大大抵消了两次叩阙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朔方、河渭两镇都在大募州县两级博士、助教,员额远超一般州县,且月俸各提了一千钱、五百钱。萧相有言,若教谕当得好,教化的学生多,便可为州郡、幕府要职选人,此岂不为一条金光大道?”
“没有功名,在关中、关东、江南做官难之又难。朔方、河西、陇右三镇二十三州,才学高的可当州经学博士,次高的可当助教或县博士,剩下的还可当县助教、教谕,只需多教学生,便可积功而上,确实不错。”
其实,能到州、县两级学校上学的蕃人,非富即贵,一般是部落酋豪的亲眷,或是坐地胡商之子侄。先把这些人教好了,让他们从内到外都是一个纯纯的唐人,以后继承部落后,其部民自然也会效仿。
正所谓上行下效,风俗的改变,有酋豪带头,自然会更容易一些。
而文化的改变,往往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异。比如纯游牧的变成半牧半耕,这就有了固定住处,编户齐民也就方便很多了。
朔方镇对从游牧转变成半牧半耕的部落,一直非常欢迎,并多次发下赏赐。
定居下来种植高产牧草,一亩地的收获,往往要纯天然草场五六亩才能赶得上。这给了一些牛羊牲畜并不太多的部落小民以选择,三茬轮作制的农业生产体系,其实是完美契合这些定居下来的牧人的。
地,根本不缺,只要你肯定居下来,再向汉民学习如何种植粟麦、豆子、牧草,生活不会差的。
上有部落头人子弟进学校汉化,下有现成的农业经营方法解决后顾之忧,同化的难度,又降低了不少。
编遗氓,造风俗。如此持续三代人,朔方、河西、陇右三镇的蕃民,同化得估计还要比天宝年间更彻底。
韦庄在一旁默默听着士子们的高谈阔论。
其中一两人,在他看来,简直就是萧遘或邵树德派到士人中间的“细作”。不断从各个方面吹捧朔方、陇右二镇的好处,想方设法鼓动更多的读书人留下来,以冲抵此地的腥膻胡风。
不过,“万里羌人尽汉歌”,总比“洛阳家家学胡乐”好吧。
灵武郡王,确实当得英雄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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