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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雄英微微一笑，举杯示意众人安静。
朱雄英的声音虽然温和，但很有力度，再加上他的身份，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此行巡视五京，是为了体察民情了解边防，如今一见，北疆安宁实乃我大明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之果，而边疆之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所能及。”
他目光扫过徐辉祖与朱棣，两人虽神色各异，但都听着，也没有哪个在这种场合甩脸子。
上到燕王朱棣，下到北平的文武官员，他们都很清楚，对付巡抚来的天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与其发生冲突，不被其找到疏漏的差错。
朱雄英继续说道：“徐将军所言的众将士用命，燕王殿下的威震草原，皆是不可或缺的原因但北疆安宁，既需将士们英勇无畏，血洒疆场，亦需朝廷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如此一来才能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以保我大明边疆永固，这话可还有几分道理？”
出乎朱棣的意料，朱雄英并没有趁着话柄落在他那里，就对朱棣如何如何。
其实仔细想想也知道，在大明，想要扳倒一个藩王，没有充足证据是不可能的，而想要整死一个藩王，那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
如果藩王失德，第一步也是叫回京中教育，第二步是改封。
目前为止，哪怕是如秦王那般在封地里搞得天怒人怨，也没有说直接被赐死的。
更何况，朱棣不仅没什么罪过，功劳倒是不小。
所以仅仅靠着一个话柄，除了明面上得罪朱棣，没有任何的好处，而让他面子刺一下又能如何呢？朱棣的脸皮可是足够厚的，根本就是不痛不痒，反而让人看到了皇室不和睦的一面。
因此，朱雄英高高举起最后轻轻放下，其实是相当高明的一种做法。
最重要的是，朱雄英的立场足够稳。
他的话语里，明确表示了，他是从朝廷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他個人的角度出来，希望整个北疆都能团结一心。
说到这里，朱雄英顿了顿，似乎在思考如何更深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合纵连横之策，不仅用于对外分化蒙古诸部，对内，我们也需要小心。”
这就是不点名批评了，话说的不重，也照顾了他们的自尊心，随后朱雄英话锋一转道：“北平乃我大明北疆重镇，若我等能摒弃成见，携手共进，那北疆何愁不安？大明何愁不强？”
此言一出，宴会上原本紧张的气氛为之一松。
徐辉祖与朱棣相视一眼，各自心中暗自思量。
徐辉祖率先举杯，向朱棣示意，声音中带着几分诚恳：“燕王殿下，徐某先前言语或有不当之处，还望殿下海涵。”
朱棣亦举起酒杯，回以一笑：“徐将军言重了，你我同为大明效力，自当同心协力。来，为了北疆的安宁，为了大明的未来，干杯！”
随着两人酒杯相碰，宴会上的气氛再次热烈起来。
朱雄英见状，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这番话虽不能直接解决北平内部的矛盾，但至少为双方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为未来的合作留下了可能。
至于两人能不能合作，还是真就跟宿命冤家一样对着干，那就并非是他能左右的了，至少从自己的职责上，朱雄英已经做到最好了。
嗯，从内心来讲，徐辉祖还是不太可能跟朱棣尿到一个壶的，所以朱雄英这番话虽然顾全了两人，但过了今天，该干仗还是干仗。
当然，对于燕王朱棣本身，朱雄英还是心存疑虑的没办法，屁股决定脑袋，这个换谁都一样，只不过朱雄英没有朱允炆那么极端，就算他真的继位了，他也不打算短时间内就用那么大的力度削藩。
在朱雄英看来，连拉一派打一派都搞不好，朱允炆压根就不是玩政治的料，他的几个谋士，诸如齐泰、黄子澄，也是蠢的可怕。
若是真由他削藩，那也是徐徐图之，先把德行最不好的几个藩王给改封，然后由与他关系较近的藩王去替换，这样才是一箭双雕，至少师出有名而且让一批藩王得到好处站在自己这边。
其次则是先强藩后弱藩，先削护卫后改封，无论如何软禁甚至逼人自焚，肯定是不行的，从任何方面都说不过去。
最后，就是海外封藩的法子了。
这个思路其实从他对如何改封秦王的建议里面，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与其把大明的藩王问题当成内部矛盾来处理，在朱雄英看来，倒不如转化成外部矛盾。
为什么会爆发靖难之役？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朱棣被逼的没退路了嘛，但凡朱棣有条退路，他都不可能起兵造反，如果没开天眼，都觉得以北平一地对大明倾国之力必败无疑，败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而之所以明知道是败也要拼死一搏，就是因为现在不拼，马上就死。
所以，真的不要把人逼到无路可退，大明在扩张期，是可以走海外封藩这条路的，这是和平的法子。
毕竟和平削藩这种事情，对国家是有利的，也有助于历史进程走上正轨.不管怎么说，塞王制度，在明初来讲，其实都是必然的一种抉择。
不要笑古人蠢，在特定的环境下，能规定出来的制度，往往都是当时的最优解，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差罢了。
宴会结束后，朱雄英被安排在了燕王府的贵宾客房休息。
夜深人静之时，他独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思绪万千。
此行巡视五京，他看到了大明边疆的坚固防线，也感受到了边疆将士们的尽忠职守。
但更让他担忧的是，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危机。
像是吉安侯陆仲亨这种资历侯爵，在一个地方动不动就坐镇十几年的，可不仅仅是个例。
在如今的大明，虽然国公这个层级，已经开始频繁调动了，但侯爵依旧是军中的坐地户。
一方面，是调动起来会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是怕出乱子。
“历史一旦被改变，后续的变数便完全不可控。”朱雄英喃喃自语。
朱雄英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作为太子嫡长子，他的角色是很微妙的，不能越界，但也要为大明的未来筹谋布局。
不过九边制度和总兵制度，肯定是大明的未来的演变趋势。
这样的制度，虽然会造成防区更小更分散，以及总兵之间互相推诿扯皮的情况，但对于中枢来讲，明确划分防区和责任的制度，是更有利的。
之所以要搞总兵制度，是因为大明现在的指挥层级中间有空缺。
朝廷中枢负责军事事务的，是五军都督府。
这个没问题，无论是宋代的枢密院还是什么其他机构，中枢总要有一个抓总的军事负责机构。
问题就出在都司卫所制度上，这种制度由都司、卫、所三级构成。
都司是地方上最高级别，负责统领一片区域内的所有卫所，并向五军都督府分管这片地方的那个都督府报告情况。
卫是中间级别，负责管理一定数量的所，并调配兵力，所是最基层级别，负责驻守一定范围内的城堡或屯田，并执行卫的命令。
而在特定的地区，诸如甘肃、宁夏、辽东等地，由于当地就没有什么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军户，所以就设置了“行都司”来统管军民政务。
但问题在于，都司这个级别，管辖范围过大了。
以朱雄英刚刚经过的山西举例。
山西都司，十六个都指挥使司之一，于洪武八年十月设置，属于后军都督府管辖。
其内部有太原左卫、太原右卫、太原前卫、振武卫、平阳卫、镇西卫、潞州卫、蒲州千户所、广昌千户所、沁州千户所、宁化千户所、雁门千户所，然后现在还名义上管着晋王三护卫和代王三护卫。
可山西的军事情况，是山西都司能够及时反应过来并且指挥的吗？
很显然不是，因为山西的最南部是中条山地区，而最北部，直接就是大同以北出塞的地方了，两端情况不说是天差地别，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干。
一旦战事发生，那么大同一线，雁门关一线，必须快速反应，只能由当地负责指挥的国公或者侯爵来判断。
正因为这种实际情况存在，所以山西都司，哪怕不用进行任何制度改革，现在它本身也是没指挥权的，主要的兵权，都在颖国公傅友德，以及负责山西北部几个重要防区的侯爵手里。
如果历史线没有改变，到了永乐时期，由于防御模式已经逐渐转移到沿边防守上，因此朝廷会委派重将在边防区域长期驻防，总兵官作为某个防区的最高级军事长官，负责统领当地所有军队，并向中枢报告情况，而总兵官不仅拥有指挥作战和调动兵力的权力，还拥有节制都司卫所和诸王军队的权力。
而到了仁宣时期，总兵制度就彻底定下来了，明确规定了总兵官权力，并要求佩印，宣宗朝时期不仅完善了总兵镇守制度，还对总兵官施行免其朝贺的礼待制度。
所以，总兵制度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为了战略上的快速反应，就必须要在都司和卫之间，多加一个层级。
如果不这么做，那么譬如大同和宣府，在对抗蒙古人南下时，根本就是一体的，而这两个地方却属于两个都司.真打起仗来，你能指望先让两个都司之间沟通好粮食、军械、兵力调配等等问题，然后再统一指挥吗？
而九边制度，则是由总兵制度延伸出来的。
大明的北疆防线长达万里，如果处处设防，那就约等于处处不设防。
所以必须采用重点防御的办法，除了重点防御地区，其他地区都是负责警戒的，而根据总兵制度的思路，由各个重点防御地区串联起来，那就是九边了，只需要在九边重镇驻守重兵，形成有点有线、以点控线、以点制面、点面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就能确保北疆无忧。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九边体系是相当不错的，起码，没出过大篓子。
明朝中期国力还算强大的时候，对于宁夏和河套等地，完全能够做到重拳出击，戚继光镇守蓟镇的时候，更是和平了十年之久，而即便是到了明朝后期，在内部农民军起义严重影响了九边的后勤和防御重点的情况下，依旧没有什么大篓子，不管是宣大一线还是山海关一线，都很稳当，如果皇太极不借道蒙古草原带上八旗全部家当绕了个大圈千里奔袭的话，蓟镇正常来讲也不会有问题。
而九边的形成，则是先有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五镇，初步实现了沿边五大军事重镇的布防格局，然后才有了蓟镇、榆林等镇的出现，而九边军镇的层次化配置，也使得大明的边疆军事力量能够根据不同的需要灵活调动和配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军事防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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